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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参加会议的高管向记者表示：“老绿城高管遭到全面降职。”组织架构调整方面，以上海公司为例，上海公司负责绿城中国在上海、江苏、安徽、湖北区域及海外业务的投资拓展与项目管理。原武汉公司与上海公司合并，海外公司和上海公司合署办公。上海公司的经营班子为：董事长张猛，总经理俞丽娅，常务副总经理黄科玮，副总经理黄晟、田军平、陆妍，总经理戴冶炯。

8月24日，呼和浩特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发布《我市将多措并举调控房价稳定房地产市场》，将“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作为房地产调控的总体目标，明确提出全面停止房地产去库存的调控措施。在当下一轮调控中，呼市又在全国率先将“全面停止房地产去库存调控措施”搬上台面。

综合来看，我们认为当前发电耗煤量与工业增加值走势分化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方面，火力发电占总发电量比重下降、工业用电占总用电量比重下降可能导致发电量对工业用电、生产的指引效果减弱；更重要的是，相比于轻工业，重工业耗电高但产值低，因此我们认为重工业产能扩张、轻工业生产放缓的组合也是工业用电与工业生产的走势分化的重要原因。回顾历史上的三次“用电”与“生产”的分化，我们发现这三次分化均伴随着重工业与轻工业的生产背离，从结果看，工业增加值更加贴近于轻工业，而发电量更贴近于重工业。往后看，随着政策对地产、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监管趋严，重工业与轻工业的生产背离有望收敛，发电耗煤量对工业生产的指示意义将出现修复。对于债市而言，发电耗煤量的高增并非经济的反弹信号，当前经济基本面仍较疲弱，稳增长的政策目标下货币政策仍有发力空间，我们维持10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2.8%-3.2%的区间不变，当前仍是做多利率的窗口期。

见“微”一定知著吗？经验上，发电耗煤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工业企业的生产状况，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发电耗煤量、发电量、用电量与工业增加值增速的变动趋势整体一致，然而，自2019年三季度开始，发电耗煤量与工业增加值的走势发生了明显背离。分”“合”皆有因。从“发电——用电”的链条看，电力生产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影响了发电耗煤量与工业用电量的联系，但工业用电量与工业生产之间也存在背离，因此更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用电——生产”的环节：相较于轻工业而言，重工业的耗电高、产值低，因此重工业产能扩张、轻工业生产放缓的组合也可能是工业用电与工业生产走势分化的原因。

而按照一位接近监管层人士的估计，完成预披露的京沪高铁最快有望于下周就能实现上会。“预披露是用来回复反馈意见的，按照程序京沪高铁下一步就要上初审会，并在一周后安排发审会。”前述接近监管层的投行人士透露，“如果一切都特别顺利并以最快速安排，则京沪高铁有望在这周走完初审会流程，下周就能够过会。”

与此同时，2018年一季度末的证券公司总负债为4.52万亿元，较2017年末上升5.33%，其中证券公司自有负债总额为3.34万亿元，较2017年末增长3.35%。证券公司自有资产负债率为63.89%，较2017年末回升了0.31个百分点，平均财务杠杆倍数由2017年末的2.75回升至2.77。2018年一季度负债率与上年末基本持平。